1.判决、裁定文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普法刑字第110号；
二审裁定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1983）沪中刑上字第1120号；
提审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1）沪高刑申字第70号。

2.案由：高某被控流氓案。

3.诉讼双方
公诉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王连生、代理检察员陶彩娣。
被告人（上诉人、申诉人）：高某，男，41岁，上海沪江铜厂工人。1983年8月4日被逮捕。
一审辩护人：韩云，上海市普陀区法律顾问处律师。

4.审级：提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姚直云；人民陪审员：周宝球、冯杏云。
二审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徐宝林；审判员：李济铃；代理审判员：朱娱斋。
提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宋立尧；代理审判员：余志强、卢永良。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83年9月26日
二审审结时间：1983年10月19日
提审审结时间：1991年12月23日

1.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高某于1980年至1983年7月，先后十余次在深夜，头披花围巾，身穿彩条连衫裙，或用花被单、玫瑰红色浴巾缠身，均自己男扮女装，在宜川新村、延长路一带拦路恐吓、侮辱上下班妇女，致使上述地区的居民人心惶惶，许多人在夜间不敢上班、行走。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物证及被告人的供述证实，足以认定。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高某男扮女装，在深夜侮辱、恐吓妇女，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构成流氓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公诉，请求依法惩处。

2.一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高某的行为不构成流氓罪。主要理由是：根据法医鉴定，被告人高某由于有生理缺陷，无生育功能，结婚五年不能生育，因而经常遭到妻子的挖苦，长期以来内心抑郁苦闷，导致其患有“心因性精神障碍”疾病及“异性装扮癖”。高某男扮女装，即是这种心理变态的结果。被告人高某由于患有“心因性精神障碍”疾病及“异性装扮癖”，失去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尽管被告人的行为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其主观上不具有罪过，因而不构成犯罪。

1.上诉主张
一审法院判决高某犯流氓罪后，被告人高某不服，以原判决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高某在上诉书中所提主要辩护理由为：
第一，原判决认定被告人先后十余次尾随、恐吓过路妇女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只有一、二次碰到了妇女，而且也没有去跟踪和恐吓。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有关的证人证言也只是提到看见被告人的打扮，觉得很奇怪，并未提到跟踪与恐吓。
第二，被告人之所以经常作异性打扮，深夜在路上行走，主要原因是结婚四、五年来一直没有生育，夫妻经常为此争吵，有时妻回娘家几天不归，被告人觉得生活单调无聊，思想苦闷，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才这样做的，并无恐吓妇女等目的。
第三，在法庭审理之前，法医为被告人进行鉴定，确认被告人有“异性装扮癖”。
总之，被告人由于有“异性装扮癖”，经常男扮女装，深夜行走，但主观上既没有侮辱、恐吓妇女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侮辱、恐吓妇女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

2.二审事实和证据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
上诉人高某自1980年至1983年7月，先后十余次在夜间，头蒙红色方巾，肩披红色浴巾，身缠花被单或身穿彩条连衫裙，手拎红色女包，作异性怪装打扮，在本市宜川二村附近，尾随、恐吓过路妇女。
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相同。

3.二审判案理由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1）上诉人高某在夜间怪装打扮，恐吓过路妇女，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
（2）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正确，处罚适当，应予维持；
（3）上诉人辩称，其行为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能认为是犯罪。经查，上诉人虽患有心因性精神障碍，但并未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仍应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4.二审判处结果
二审法院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和判案理由，于1983年10月19日对高某流氓一案作出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申诉主张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后，高某仍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主要申诉理由为：本人因患有“心因性精神障碍”症，在1980年至1983年期间，作过异性装扮，但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并无任何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在作异性装扮过程中，并没有做出任何尾随、恐吓妇女的举动，更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2.提审事实和证据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提审后认定：
原审被告人高某在1980年至1983年7月，先后十余次在深夜或凌晨，头蒙红色方巾，肩披红色浴巾，身缠花被单或穿彩条衫裙，手提女式背包，作异性装扮，在其住所附近的宜川二村地区走动，引起过往行人的惊恐和不安。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原审被告人高某关于自己作异性打扮，深夜外出行走的供述；
（2）原审被告人高某关于自己没有尾随、恐吓、侮辱妇女的供述；
（3）证人关于高某男扮女装、深夜行走的证言；
（4）证人关于高某并未实施尾随、恐吓、侮辱妇女行为的证言；
（5）原审被告人高某所使用过的花被单、连衫裙、浴巾等。

3.提审判案理由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以流氓罪追究高某的刑事责任，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属不当。主要理由为：
（1）从主观方面看，高某没有进行流氓犯罪的故意。高某多次作异性装扮，深夜外出行走，造成过路行人的惊吓，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但从行为人主观方面看，由于其患有“异性装扮癖”，作异性装扮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并非为了恐吓、侮辱妇女，因此，在主观上没有流氓犯罪的故意。
（2）从客观方面看，高某没有实施尾随、恐吓、侮辱妇女的行为。高某每次外出，都选在夜深人稀的时刻，在其住所附近活动，而且有意避人而行，遇人即逃跑。本案中全部证人证言，均未指出行为人有尾随、恐吓或侮辱妇女的行为，这与行为人自己供述的情况一致。因而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高某多次尾随、恐吓、侮辱妇女，显然是不准确的。
（3）高某的行为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流氓罪是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而高某多次男扮女装，深夜外出行走，对公共秩序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他没有尾随、恐吓、侮辱妇女的行为，因而情节显著轻微，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不符合流氓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皆认定高某构成流氓罪，定性显然有误。

4.提审判处结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证据和判案理由，于1991年12月23日对高某流氓一案作出判决。判决指出：高某不构成流氓罪；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论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沪中刑上字第1120号刑事裁定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1983）普法刑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二、宣告高某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