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1998）花刑初字第201号。

2.案由：朱某强制狠亵妇女案。

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抗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某，男，43岁，汉族，系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医院医生，1998年7月31日因本案逮捕。
一、二审辩护人：肖强、颜世曦，贵州省贵阳市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友昌；审判员：夏荫麒、叶湘清。
二审法院：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1999年1月7日。
二审审结时间：1999年2月11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1.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
1996年7月某日，女青年袁某经陈某介绍找到被告人朱某为其治病，其间被朱摸其胸部、下身及用下流语言侮辱。1997年11月28日15时许，被告人朱某利用工作之便，对前来治病的女青年韦某以抠摸手段进行狠亵，同月30日（星期日）16时许，被告人朱某对继续来就诊的韦某欲再次猥亵时，被韦当场拒绝。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为据。花溪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朱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2.被告人的答辩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朱某辩称：1996年7月我根本没有给袁某看过病。1997年11月28日下午，我给韦某看过病，我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对韦某问诊后，即为她开了两张化验单（尿常规和霉菌检查），叫她自己到化验室去化验，根本没有强制猥亵过她。
被告人朱某的辩护人认为：指控朱某强制猥亵韦某、袁某，仅有韦某、袁某二人的陈述，公安机关调查的其他几个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是“听说”的，属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罪证据。被告人朱某不构成强制狠亵妇女罪。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经依法不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11月28日15时许，女青年韦某（当时在花溪一酒店打工）因病到花溪区人民医院门诊楼挂号以后，经人指点到二楼皮肤性病科找被告人朱某看病，朱某问明韦某的病状后，即为韦某开了两张化验单，叫韦某到化验室做霉菌和尿常规检查。化验结果未检出滴虫、霉菌。但尿镜检发现胧球成堆，红血球呈“卅”。此后，韦某与朱某约定，11月30日下午，由韦某的表哥从贵阳带钱来花溪区人民医院找朱某给韦某治病。当天，朱某回家拿了两盒“环丙沙星”送给韦某。11月30日16时，朱某来到诊断室等候韦某，不久，韦某也到了医院，因其表哥未带钱来，朱某便回了家。韦某心里着急，拿着化验单到挂号处请值班医生解释，值班医生认为韦某患的是妇科病，不应由性病皮肤科医生检查。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韦某的诉状证明，因病到医院朱某为其检查，开出化验单，又约其再次到医院治疗，因未带钱朱未给其治疗，值班医生认为其患的是妇科病，不应由性病皮肤科医生检查的情况。
（2）朱某开具的化验单，证明朱某叫韦某化验霉菌及尿常规。
（3）花溪区人民医院化验室的化验报告，证明未检出滴虫、霉菌。但尿镜检发现胧球成堆，红血球呈卅。
（4）朱某1997年11月28日工作日志，证明其为韦某检查，并开具化验单让韦某化验。
（5）女青年袁某的证词：证明1996年7月某日，女青年袁某经陈某介绍找到被告人朱某为其治病时，被朱摸其胸部、下身及用下流语言侮辱。

（四）一审判案理由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朱某1996年7月某日强制猥亵袁某，因为袁某所指的介绍人陈某是1996年10月才到花溪区人民医院工作，1996年7月陈某还不认识朱某，不可能介绍其同学袁某找朱某看病，且陈某与袁某所说的时间出入较大，又无其他证据印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某1997年11月28日强制猥亵韦某，只有韦某的陈述，其他证人都是听韦某说的，别无旁证印证。朱某的辩护人认为此案只有孤证，其他证据属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有理，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指控朱某犯强制猥亵妇女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五）一审定案结论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朱某无罪。

（六）二审情况

1.二审诉辩主张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抗诉称：
朱某利用工作之便，对患病女青年进行猥亵，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构成犯罪，应受刑事处罚。花溪区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朱某无罪是错误的，故提出抗诉。其理由主要有：（1）被害人在不知反抗的情况下受猥亵、污辱，事后及时告发，其告发是真实可信的。（2）本案除有被害人指控的直接证据外，还有其他证人证言、书证可以佐证，作为隐私案件，其证据应是充分的。（3）被害人系未婚女青年，与朱某案发前不认识，且无利害关系，没有理由置自己的名誉不顾，多次向各级部门上访反映，要求惩治朱某。（4）朱某以检查身体为名，明知被害人之病属妇科病，不属自己职责范围后，仍对被害人进行抠摸等狠亵、侮辱行为，朱某在自己不上班的情况下，又约被害人进一步治疗，欲再次猥亵，遭到拒绝，其动机、行为都是十分清楚的。（5）法院认为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无其他旁证印证的观点是错误的，传来证据也是证据，是证据的一种形式，依法取得的传来证据，只要真实、客观，也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且本案的传来证据均是在不同场合、由不同证人所陈述，具有真实性。（6）作为隐私案件，具有其特殊性，本案主要事实的相关证据是确实充分的，纵观全案应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特提起抗诉，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
朱某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二审定案结论
二审期间，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撤回抗诉决定书认为，该案指控朱某构成强制狠亵妇女罪的证据不足，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无罪是适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回对该案的抗诉。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撤回抗诉决定书于1999年2月11日送达朱某，该案一审判决随即生效。

（七）解说
本案中，检察机关指控朱某犯强制猥亵妇女罪，所依据的证据主要有女青年袁某、韦某的证词，其他证人所陈述的都是“听说”的。袁某指控，经陈某介绍找朱某看病时被朱猥亵，而袁某与陈某所述的具体时间出入较大，即使陈某所述能被采纳，也只能证明介绍袁某去看病，而不能证实袁某被狠亵。韦某的指控，也没有其他直接证据印证。其他证人的证词作为间接证据必须是与案件有内在联系、互相之间没有矛盾，能够互相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主要案件事实，使案件得出惟一的结论。显然，本案中的其他证人的证词难以达到这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据此宣判朱某无罪。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不服判决，提出抗诉，并提出了六点理由，这也是检察机关对法院行使监督职权的正常举措。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抗诉，撤回抗诉书送达后，意味着二审程序消失，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对朱某的无罪判决即生效。法律所规定的撤回抗诉程序，同样是一种监督制约措施，它体现在检察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
（郑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