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2004）永民初字第359号。
二审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泉民终字第1883号。

2.案由：保险合同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黄某1，男，汉族，住南安市。
诉讼代理人（一审）：赖忠惠，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上诉人）：黄某，男，汉族，住南安市。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住所地：永春县桃城镇湖滨中路。
代表人：颜某，经理。
诉讼代理人（一审）：吴俊猛，福建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二审）：陈某，公司职员。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黄建国；陪审员：郑金明、许仲成。
二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肖一虹；审判员：何冠雄；代理审判员：王一平。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4年9月7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4年12月20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闽CXXXX3号东风车原系潘某所有，并挂靠于永春县达埔车队。2001年12月13日，由原车主潘某对该车进行投保，投保项目是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以及车上责任险，实交保险费5 307.60元，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2002年3月3日，该车由潘某转卖给原告黄某1、黄某，其保险单也一并转交。原告购买该车后即聘任黄某2为驾驶员。2002年5月10日晚，黄某2驾驶闽CXXXX3号东风车在泉州市浮桥金浦桥头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泉州市交警支队直属大队作出责任认定，黄某2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经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鲤刑初字第2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告应承担赔偿因交通事故的经济损失130 018.68元。根据保险责任约定，被告中保永春支公司应承担赔款104 014.94元（130 018.68元×80%）。原告根据保险单约定提供索赔的相关证据要求理赔，但被告中保永春支公司却拒绝支付赔款。为此，原告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04 014.94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原告黄某1、黄某不具有诉权。潘某于2001年12月12日为其所有的闽CXXXX3号车向被告投保机动车辆保险，保险合同系被告中保永春支公司与潘某签订，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潘某。被告从未与二原告签订或履行过任何保险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所以原告不具有诉权。（2）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不应承担保险责任。闽CXXXX3号车于2002年5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为黄某2。依照泉州市鲤城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认定，黄某2是受原告黄某1、黄某雇用驾车，而不是潘某雇用或经其认可的。现人民法院已判决潘某免责，则根据机动车保险条款第二条的规定，被告不应承担保险责任。（3）根据机动车保险条款第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潘某私自违法将车辆转让给原告，被告有权拒绝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2.一审事实和证据
永春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闽CXXXX3号车原系潘某所有并挂靠于永春县达埔车队从事运输经营。潘某于2001年12月12日向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投保闽CXXXX3号机动车辆保险，投保情况为：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6万元；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20万元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总计向永春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5 307.60元。2002年3月4日，潘某与原告黄某签订一份卖车合约，将闽CXXXX3号车（含保险单等证件）以36 000元的价格转卖给黄某，但双方没有到有关部门办理机动车辆买卖过户手续，亦未告知被告该车辆转让事宜并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黄某又与黄某1合伙经营该车，并雇用驾驶员黄某2。2002年5月10日晚，黄某2驾驶闽CXXXX3号车发生了两车碰撞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驾驶员林某死亡及车辆损坏的后果。该事故经泉州市交警支队直属大队作出责任认定，黄某2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永春保险公司报案。该公司即派员进行勘查评估定损，并出具机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其清单给原告。2002年10月17日，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鲤刑初字第2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某2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某1、黄某雇用的驾驶员，其在受雇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某1、黄某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潘某已将闽CXXXX3号车卖给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某，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车辆已经交给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某，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潘某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也无法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得利益，故潘某无须承担赔偿责任；闽CXXXX3号车虽系挂靠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永春县达埔车队，但该车队未收取管理费，故亦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法判决黄某1、黄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林某1等五人的各项费用共计126 518.68元。另该判决又查明认定：案发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黄某1支付丧葬费3 500元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为此，黄某1、黄某要求永春保险公司理赔。永春保险公司以原告黄某1、黄某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赔偿。二原告遂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永春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永春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4 014.94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机动车辆投保单、保险单（正本）各一份，证明原车主潘某向被告投保闽CXXXX3号车的车辆损失险保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及保险单背书《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约定的事实。
（2）潘某与原告签订的购车合约一份，证明潘某已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原告经营的事实。
（3）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鲤刑初字第2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闽CXXXX3号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二原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事实。

3.一审判案理由
永春县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潘某与永春保险公司签订闽CXXXX3号机动车辆的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5 307.60元，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某已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和未履行转让保险车辆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发生了合同履行程序瑕疵，但这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继续履行或加重被告的保险责任。鉴于保险车辆已由原告实际支配营运，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由二原告作为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永春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被告根据保险单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约定，潘某与原告转让保险车辆没有变更批改，被告有权拒绝理赔的事实而主张免责，因该免责条款系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其所规定的免赔条款内容与合同法、保险法规定的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相悖。故被告既不向原闽CXXXX3号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某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其请求赔偿的金额104 014.94元（126 518.68元+3 500元=130 018.68元×80%，20%系绝对免赔率），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二原告提供的索赔单据等证据佐证，依法予以确认。

4.一审定案结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黄某1、黄某保险赔偿金104 014.94元。
本案受理费3 59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负担。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春保险公司诉称：（1）原审认定“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错误，因为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而不是上诉人制作的。（2）购车合约与保险标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合约有效并不代表擅自转让保险标的有效。（3）潘某转让保险标的未履行告知义务和与上诉人办理继保合同并变更投保人称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规定，其与被上诉人擅自转让保险标的无效，不具有向上诉人索赔的权利，更谈不上代位求偿权。（4）合同法规定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说明潘某转让保险车辆未告知上诉人单方变更合同无效。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及其该条款解释规定，保险人可以决定终止合同并有权拒赔。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某1、黄某辩称：车辆的保险利益已由潘某随车转让，车辆的买卖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车辆的保险随之转移，请求维持原判。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证据与原审一致。

（五）二审判案理由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闽CXXXX3号机动车辆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及第三者死亡等后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公司自然应当承担理赔义务。潘某将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有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和未履行保险车辆转让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在合同履行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或加重上诉人的保险责任。保险车辆已由被上诉人实际支配营运收益，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为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被上诉人直接行使。至于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并不是根据其制定主体而确定，而是依其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双方当事人对理赔金额的计算方法无异议，上诉人应照此数额予以赔偿。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六）二审定案结论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3 59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

（七）解说
本案是一起因汽车转卖保险未更改被保险人而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1.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在审判实践中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保险契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合同只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第三人。那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的转让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才具有变更和转让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国《保险法》和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有保险合同变更应当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的相应规定。本案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潘某和被告签订的，原告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潘某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至今没有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变更。不管本案保险车辆的转卖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变更（狭义）或是转让，其行为都是无效的，因之原告与本保险合同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地就不具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即不具有诉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告具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一，确认诉讼当事人有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首先应依据程序法规定。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原告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投保人潘某将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有偿转让给本案原告，原告购买该保险车辆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双方的买卖关系在实质要件上是合法的，且原告已实际占有支配该保险车辆，进而原告又因使用该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赔偿责任。显而易见，原告与该保险合同标的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具备了提起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当然因为本案的保险车辆转让未过户，原投保人潘某在法律上尚是合法的车主，也应当享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才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反之，也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就一定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例如，本案保险车辆转卖若已过户，潘某就不再享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请求权。这就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区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的必要性。笔者作为审理本案的审判长，采用了后一种观点。
2.车辆转卖未过户与变更保险出了事故谁担责。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对此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另据保监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被保险人不履行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潘某在与原告进行车辆买卖，依法应办理车籍过户才有效，并在保险车辆转让给原告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或者订立书面变更协议。但潘某与原告既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不按保险合同背书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理保险变更，显然违反《机动车车辆管理办法》和《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和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这种既违法又违约的行为，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同时，由于潘某已将保险车辆有偿转让给原告，其对该保险车辆已不再具有保险利益，原保险合同自然失效。且在发生事故后，法院已确认原投保人潘某不负赔偿责任，故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应对潘某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第一，从法理上讲，保险车辆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后者是附随前者，并随前者的流转而移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保险车辆买卖未办理登记过户，只是不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而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由此而产生了法律上的“车主”潘某和事实上的“车主”即本案原告。因此保险车辆买卖合同的这种履行瑕疵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继续履行。鉴于原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合法“车主”，理应享有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所约定的赔偿权利。第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其中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强制性保险，其基本特征是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即不用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责任依法而自动产生、中止或终结；强制保险的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车辆转让后，不管保险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保险车辆转让给谁，保险人都必须继续承保。《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汽车转让保险要更改，其宗旨是为了便于保险企业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因此规定而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而《保险法》虽规定保险车辆买卖保险要更改，但并无规定保险未更改，保险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未更改并没有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投保人潘某转让保险车辆未办理保险变更，虽有存在履行保险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构成被告免责的法定事由。第三，原告与本案交通事故受害者之间的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与原、被告及潘某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亦同样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之处。如前者的侵权人（原告以及驾驶员）对事故受害者承担的是过错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责任，属于侵权之债；而后者则是合同之债，是由当事人约定而产生的，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取决于合同的约定，而非法定。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保险车辆出了事故，侵权人赔偿后，保险人就非赔不可。二者密切联系之处在于，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却是保险人承担理赔责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此外，还因为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制度创立宗旨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就将两种法律关系连结在一起）。故而，本案保险车辆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和车辆损坏的结果，作为保险人的被告自然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3.机动车保险条款是否是格式条款。原、被告举证的投保单和保险单都背书载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并载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本投保人兹声明……同意按本投保单所列内容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及特别约定向贵公司投机动车辆保险，并对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明确无误。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凭据。”如上所述的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其效力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以此定义，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标准合同，其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完全由保险人一方事先制定，在统一、规范性、标准化的保险单中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投保人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承认与否，而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条款。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又是属于强制性保险，则投保人只能表示全部接受和同意。于是，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机动车保险合同系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的赔款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最根本最主要的权利。被告以该免责条款的约定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显然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也是以格式合同条款免除其保险合同的理赔责任，并由此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索赔权利。则本案被告以上述格式条款规定，以车辆转卖，保险未变更主张免责，显然依据不足。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险单背面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相当于行政规章，但又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组成部分背书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上，并以如前所述“声明”方式明确告知投保人。因此出现了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竞合”现象。如果法院以格式合同条款为由直接认定上述保险单证背书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违法无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法律条款这个层面上来分析，则无异于以司法审判来直接否定部门规章的效力，这又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事实上，从1999年4月开始，机动车辆保险单证采用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制的车辆保险单证，单证背面印有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辆基本保险和附加保险的条款，是为方便被保险人了解保险条款内容，而非作为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的违约责任，但各保险公司实际上将其作为合同条款内容与投保人订立于保险合同中。有鉴于此，本案在审理时将其视为以格式合同条款内容进行认定处理，并认定其与《合同法》、《保险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相悖而不支持被告的违约免赔的主张。如此以上位法效力优于下位法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裁判表述，而不在判决书直接表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无效。如此认定可避免产生以审判权代替立法权之嫌。
综合以上对机动车辆的保险、买卖、过户、变更及其发生事故所构成的动态法律关系并结合本案具体法律事实进行分析，本案一、二审判决是正确的。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黄建国）